![]() 司徒雷登(JohnLeightonStuart,1876-1962),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、外交官。1876年6月24日生于杭州,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。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,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(即后来的之江大学)。1906年,司徒雷登的独生子杰克也在杭州出生。1908年,应南京金陵神学院聘请,司徒雷登携妻儿离杭赴任。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、校务长。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,1949年8月离开中国。由于毛泽东写的一篇《别了,司徒雷登》(《FarewellLeightonStuart》)的文章而使他在中国有名,但是在他的祖国美国却是默默无闻。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南长老会传教士,从血统上说,他是一位纯粹的美国人。而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话来说,自己"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"。清朝同治、光绪年间主管杭州基督教天水堂,司徒雷登即出生在天水堂教士住宅(今杭州下城区耶稣堂弄),会讲一口纯正的杭州话。11岁时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,在那里曾被人讥笑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。在大学期间受"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"的影响而转到神学院,立志于传教。1904年他结婚后携妻子回到杭州,成了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。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开始从事传教,并钻研汉语。1908年开始任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。1910年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。辛亥革命时兼任美国新闻界联合通讯社驻南京特约记者。司徒雷登在博雅塔前民国8年(1919年)1月,他被聘请为燕京大学校长,此后,他作为燕大的长期领导人为该校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司徒雷登四处募捐,为燕京大学在北京西郊建造了一所宫殿式的美轮美奂的新校园,不惜出重金延请中外著名学者如吴雷川、许地山、邓之诚、郭绍虞、顾颉刚、赵紫宸、容庚、钱穆、吴文藻等人来燕大任教,提升燕大度和学术地位,1927年,燕大与哈佛大学合作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,促进中美文化交流。到1930年代,燕大已发展成为中国学术水平高的教会大学。司徒雷登提倡学术自由,要求燕大的学生既中国化,又国际化,司徒雷登还注意与学生、员工互动交流,对待学生和蔼可亲,对待教职员工热情温暖,给许多学生和员工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司徒雷登同情学生运动,九一八事变后,他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的师生上街游行,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。1921年他受聘为中国教会教育调查团成员。19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。1933年受美国总统罗斯福召见,听取他对中国时局的意见。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,他因拒绝与日军合作,被日军关在集中营,直到日本投降后获释。1945年,获释后的司徒雷登继任燕大校长(后为校务长),直到离开中国。中华民国35年(1946年)7月11日出任美国驻华大使,积极支持政府进行内战,又拉拢民主个人主义者,培植中间势力。同年10月,来杭参加杭州青年会复会典礼并祭扫其父母之墓,杭州市参议会授予他"杭州市荣誉公民"称号。当时有人这样评论：他"既是政客又是学者,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"。1949年4月,解放军攻占南京,他没有随国民政府南下广州,留在那里。1949年8月2日由于美帝国主义阻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一切努力都已彻底失败,司徒雷登不得不悄然离开中国返回美国,随即退休。据说在他离开中国前夕,曾经和中国高层秘密接触,也打算前往北京磋商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事宜,但是被提前召回,未能成行。8月8日,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的《别了,司徒雷登》,将他作为美国的象征而极尽讽刺,说他是"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"。这篇文章还被收入了中学语文教材,"司徒雷登"这个名字在中国成了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名词。回到美国后,他先被国务院下了"禁言令",后来又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。患了脑血栓,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。于1962年9月19日在华盛顿病故。他一直希望能够将骨灰送到中国,埋在燕京大学校园内。主要著作有《启示录注释》《司徒雷登日记》《在华五十年──司徒雷登回忆录》等。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论他："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,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、文化、教育各个领域,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。"2008年11月17日上午,杭州半山安贤园,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在一片肃穆中进行。回到中国安葬,是司徒雷登先生的遗愿,他自称"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"。至此,他的遗愿才算完成。
历史文化
闻一多在《一次演讲》中有段谈司徒雷登,但是1949年后出版物中总是删除这段话.这段话如下："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,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,是教育家,他生长在中国,受的美国教育。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,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,从前在北平时,也常见面。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,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,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,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,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,美国才有这转变。"在中国,由于毛泽东的《别了,司徒雷登》一文,他长期被公众认为是美国侵略中国失败的代表人物。闻一多和毛泽东的说法矛盾了,怎么办呢？这本来并不值得大惊小怪,留给读者自己去判断就行了。但是,相关部门的做法并非如此,而是在将这两篇文章同时收入中学课本的时候,把闻一多演讲中这一段话不加任何说明地删去了,就当他没有讲过一样。如今,“别了”的司徒雷登又回来了,离他安息燕大校园的遗愿咫尺之遥,这是历史的进步。有必要说明的是,闻一多认为“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”,但反过来,司徒雷登是否认为闻一多是他的朋友了？1946年8月17日,在蒋介石接待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的晚宴上,马歇尔“极坦率地谈到昆明的两次暗杀及其对美国舆论的有害影响”,让蒋介石尴尬万分。而第二天下午,司徒雷登向蒋介石提供的三条恢复局势的措施条就是“不对暗杀事件公开承担责任”。当然,作为外交人员,司徒雷登的一言一行要维护美利坚合众国利益。但无论如何,在中国人民的朋友心中,以闻一多为代表的中间派知识分子的分量应该是远远比不上“精明能干、世念通达”的蒋委员长的。(本段参考资料为《被遗忘的大使——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-1949》)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论他：“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,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、文化、教育各个领域,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。”
风土人情
1945年,内战迫在眉睫。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马歇尔为特使,到中国调处国共纠纷,企图化干戈为玉帛。由于复杂的原因,调停失败。这时,马歇尔却提名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。马歇尔觉得自己已经无能为力、无事可做了,换一个人,也许会出现转机。而司徒雷登对中国和中国作风知之广泛,中国各阶层人士都能接受他,国共双方都有他的学生担任着重要职务,所以他虽然是个外交“生手”,还是被杜鲁门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。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从中国乘飞机回到美国1947年7月,司徒雷登在南京履职。司徒雷登以促成中国的和平为己任,痴迷于组建中国的联合政府,他曾这样写道：“我之参与若存一线希望,促使人与人组成联合政府及统一的军队以结束此场耗竭民力、自相残杀之内战,我即不惜代价,全力以赴。”可惜他生不逢时,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不听他的,美国政府也偏袒国民政府,他作为大使,又不得不服从美国政府的决策——他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,内战全面爆发。司徒雷登痛责自己失职,写道：“我辜负了中国人民对我的信任。我未能说服任何一方为达成协-议而作出让步。”到1948年,军队节节败退,1949年4月,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。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都随国民政府迁到广州去了,司徒雷登仍留在南京观变。显然,他是想和中共保持接触。他表示中国问题不只是一个对华政策问题,而且也是关系到世界和平的问题,希望解决好中美关系,这对世界和平是一大贡献。毛泽东还转托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陆志韦写信给司徒雷登,表示他可以个人身份到北平参加燕大校庆。周恩来则通过黄华表示,欢迎司徒雷登回燕京大学一行,并表示可能一晤。获此消息,司徒雷登很是兴奋。但是,在他就北平之行向美国国务院请示时,却遭到拒绝,并要求他立即返美。这样,司徒雷登在解放了的南京“坐着不动”100多天后,不得不离开。政府还希望他先到广州,再回美国,认为这将是对政府精神上的支持。司徒雷登没有这样做,乘飞机从南京直飞冲绳,并在那里发表声明,赞成中共领导的中国政府,但美国国务院未让这个声明在美国发表,还电告他不得再作声明。司徒雷登就这样黯然离别生活了45年的中国,从此再也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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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放：8:30-16: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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